杜波依斯曾明确地承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对于他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种族与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虽然绝大多数黑人属于无产阶级，但是白人的种族主义和剥削阻止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一个部分。因此，黑人工人经受着白人工人所没有的特殊的剥削，“黑人由于剥削而贫困、犯罪、行为不良。这种剥削不是来自于黑人资本家阶级，而是同时遭受白人资本家和白人无产者的剥削”。⑤杜波依斯还认为，种族与阶级的关系使得白人资本家能够通过使用黑人工人替代而压低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从这一点来看，他也是20世纪70年代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先驱。
奥利弗·考克斯(Oliver Cox)在杜波依斯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发展和阐述了种族关系理论，是美国继杜波依斯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研究种族关系的另一位主要人物。⑥考克斯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担任社会学教职，主要研究兴趣及其著作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撰写了多部分析资本主义本质的著作。⑦其中，《种姓、阶级与种族》是考克斯对种族与阶级关系进行研究的主要文本。⑧在该书中，他首先批评了当时美国学界一些研究者将种族关系与印度的种姓加以类比的观点，同时，他也反对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罗伯特·帕克的同化理论。
考克斯认为，种族偏见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后果，因而种族问题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一个真正民主和无阶级的社会才能解决，由此，他对阶级和种族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性考察和历史性研究。在承接马克思的核心命题的基础上，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主张——种族关系应被看作是阶级剥削的一种形式来加以研究。⑨
此外，考克斯认为，种族对立不是一般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在他看来，种族问题是伴生现象，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起源和需要密不可分的。他指出：“欧洲人是随着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而兴起种族剥削和种族偏见的。”⑩因为资本主义的扩张需要大幅增加廉价的劳动力，这主要是通过殖民主义和收购奴隶运送到南方的种植园而完成的。非洲劳动力和国内的白人劳动力在文化和体貌特征上的差异，成为资本家和大公司确保工人阶级沿着族裔边界分化的方便法门。一旦资本家建立起利用黑人廉价劳动力获得高额利润的运作模式，其合法性就需要建立在生物性“黑色种族”为基础的高度歧视和刻板印象之上。
对考克斯而言，种族主义是由于资本家剥削需要而生产的意识形态，资本家利用种族主义实现了对劳动力的自由剥削。种族主义和肤色偏见，不是简单地针对身体特征的反感和憎恨，而是“建立在白人统治阶级有意并一致地保持针对黑人和他们资源的剥削”基础之上。(11)考克斯指出：“种族对立是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种族对立背后是一种剥削性的利益关系——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剥削特点的一个特殊类型……我们只有在理解他们作为工人的身份的基础上，才可以理解黑人问题。”(12)和杜波依斯相同，考克斯也认为族群差异只有作为阶级关系的一个方面、族裔的社会相关性只有当其作为阶级政治的一个部分时，才展现出其重要的政治意涵，“种族关系是劳动力—资本—利润的关系；种族关系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关系，因此，也是政治上的阶级关系”。(13)在这个意义上，考克斯得出了与杜波依斯大致相同的结论，即虽然黑人工人阶级和白人工人阶级同样受到资本家的控制与剥削，但黑人工人阶级又由于肤色等外显特征而受到双重剥削，种族冲突只不过是阶级冲突的隐形表现形式而已，相对于文化上层建筑而言，他也给予经济基础绝对的优先性，但他同时也注意到，种族意识形态一旦生产出来，变成一种文化资源，就对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行动都产生一定的框架效应。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西方国家种族和族裔问题的凸显期，也是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分析路径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对于早期族群关系研究议题的实质性批评。例如，由于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既定的整体加以分析，认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从种族主义和族群分割中获取利益，种族主义是工人阶级中的虚假意识，因而，有一些问题考克斯并没有清晰说明。工人阶级本身对种族主义和族群冲突的生产具有什么作用？为什么阶级利益与族群利益并不总是相吻合，族群冲突通常不是沿着阶级线发生的？
社会学者艾德娜·伯纳希切(Edna Bonacich)试图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1972年，在综合了杜波依斯、考克斯观点的基础上，伯纳希切提出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这样一个解释族群关系的微观理论，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转化为坚实的微观分析。伯纳希切批评了将族群冲突看作是统治阶级制造分化的观点，以及种族和文化差异本身就会促使族群间的敌对的观点。她认为，必须在强调阶级的根本性作用的前提下，对阶级与族群适当分离。她的基本假设是，族群敌对首先发端于沿着族裔边界展开的劳动力市场；市场要分割，就至少拥有两个群体的工人，他们做同样的工作却具有不同的劳动力价格。(14)
如前所述，在考克斯看来，工人阶级拥有相同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的主要障碍是资本家操控的种族和族群分割。然而，伯纳希切认为，多族群社会的统治阶级倡导的是一个开放性市场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激励所有的工人在相同的条件下互相竞争。以当时的南非为例，她的研究展现了劳动力和企业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除了普通工人之外，劳动力市场上还有一个族群性的优势群体，他们试图不断保持对能获取更高报酬和更多特权的就业机会的垄断。因此，在她看来，劳动力市场被不同的利益团体切割了，这主要有三个阶级——控制和拥有企业的资本家(商业阶级)，在某些族裔情境下已经拥有更多报酬的高收入者，和那些由于族群和种族原因而低报酬的(或者正在找工作的)低收入者。资本家通常更倾向于雇用那些低收入的劳动者以降低成本，那些族裔上弱势的群体有可能被雇佣，这就威胁到了高收入群体的利益。因此，他们以不同种族和族群间的体质与文化差异为借口，联合起来将低收入劳动者排斥在自身所从事的行业之外，或通过不平等的安排将其限制在某一些报酬较低的行业，使自己的利益得到维护。其结果就是各个行业被不同种族和族群所占据，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局面。相应地，族群对抗与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劳动力价格，族群冲突不一定和主导族群的地位相关，而主要是报酬不平等的两个群体间的冲突。(15)伯纳希切认为，族群间的敌对也就产生于劳动力市场中各方的行动策略。
虽然伯纳希切的论述具有一定解释力，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尤其是她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具体工作场所中的社会关系，对理解其他情境下的族群问题探索不多。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想更全面地处理这些问题。赫克特认为，伯纳希切的劳动力分割理论对于当时美国白人和黑人的状况具有一定解释力，因为黑人主要集中在二级就业市场，与白人工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却获得低廉的薪资。但基于这个理论，群体敌对主要在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割，那么处于相同就业市场和就业部门的多个族群就应该联合起来追求共同的利益，然而，当时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大致处于同一劳动力市场，却并没有放弃各自的身份认同。(16)这就是说，在赫克特看来，伯纳希切的劳动力分割理论难以说明为什么即便不同的族群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同位置，也没有形成阶级团结的问题，因而需要一种更好的解释。
赫克特1975年出版了其代表作《内部殖民主义——大不列颠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凯尔特边缘，1536-1966》。他指出，扩散模式假定，经过工业化进程，边缘地区文化上的少数族群必然同化进核心区群体，文化上的壁垒将不复存在，国家内部的群体分化将以阶级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事实表明并非如扩散论者所言。他通过对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的分析，研究了英国的中心与凯尔特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封建社会时期，英国国王将不同文化的凯尔特人整合进英国，并进行掠夺和控制，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中心与边缘的边界已经建立了起来。工业化以来，英国的政治精英通过劳动力的制度化进行文化隔离，后期的工业化进程更是使得核心区更加富裕而边缘区更加边缘。(17)他对列宁的概念加以改造，提出了内部殖民主义理论或其所谓的反应型族群模型，他认为这种理论既能解释族际冲突，也解释族内团结。内部殖民主义模型意味着：“一个国家内部现代化的地域性不平衡导致出现了相对优势的群体和弱势的群体。作为这个初始性偶然优势的结果，两个群体资源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定型化了。地位高的优势群体，或者说核心群体，通过政策制度化既定的分层体系，设法固化和独占其优势。”(18)
赫克特认为，当在经济发展不均衡，尤其是工业化的不平衡发展出现时，就会使整个人口在经济上占据优越地位的群体和劣势群体之间呈现空间分割，文化差异凸显了政治上的重要性。当这些结构上的不平等和客观上的文化差异互相叠合时，就更容易形成族群内部同质化和族群之间的极化。与伯纳西切相呼应的是，赫克特将这种情形界定为“劳动力市场的文化区隔”。他认为：“劳动力市场文化区隔的建立内生于现代世界体系里的国家，尤其是自从工业化到来以后更是如此。最基本的原因在于，某些工业化的企业需要以最低成本招聘非熟练劳动力。”(19)他认为，当族群之间在教育水平上出现结构性不平等，就形成了明显的群体分层，劳动力的文化分割就很明显了。因此，族内团结的原因就主要是边缘少数族群对于中心的主导族群歧视和压迫的反应。当文化边界和社会经济边界对应起来时，族群冲突更易于发生。总的来说，赫克特的理论认为，经济上的不平等同时增加了族内团结和族际敌对。
然而，这个理论又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族群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处于劣势，内部却具有很大的同质性这样的案例。例如，美国犹太人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群体。为了应对这个问题，赫克特和列维继而撰文指出，劳动力市场的文化区隔可以分为两类：纵向等级型和横向板块型。在纵向等级型中，权力、财富和名望等在不同的族群间是非均衡分配的，前述内部殖民主义就是这种类型。在这种情形下，族群分层是垂直分布的，族群间的分层差别最大化。(20)在横向板块型结构中，某一就业部门出现了族裔性垄断，族群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差异主要在于职业专门化。职业专门化增加了个体之间的族内联系和互动，减少了族际接触，族群团结主要的原因在于群体成员的互动在族群边界内，共同的物质利益更强化了非正式的社会纽带。如果等级性的情形和区块式的情形同时出现，族裔分裂明显，整个国家的阶级认同将会弱化，而当等级型和劳动力的区块式文化分割都不明显时，同一层级的跨族群互动增多，更易于产生阶级意识。(21)赫克特的理论虽然引来了很多批评，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韦伯主义解释，(22)但由于他比较成功地把族群分层和资本主义发展联系起来，用一个概念涵盖了文化和经济不平等两个族群关系的重要方面，建立了较好的分析框架，一些学者运用这种理论分析诸如加拿大魁北克、法国布列塔尼、意大利南部地区芬兰东部地区等其他案例。
二、种族、族群的文化再生产：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种族和族群研究中，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路径更多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种族意识社会化再生产的结构性原因，并分析了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总体来看，文化马克思主义路径的特殊之处在于，相对于上一种研究路径主要聚焦于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这个路径更注重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其研究重心主要聚焦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强调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和再生产的社会过程。
葛兰西(Gramcsi)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力时引入了霸权的概念。他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为何工人阶级之间明显缺乏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对于葛兰西来说，这个问题既是经济的，也是文化的。(23)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预防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是通过其控制的物质生产方式，也是(特别是)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首先要在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中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尽管葛兰西的著述涉及族群和种族问题不多，但是他针对意大利北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南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现实，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对南方人(southerners)如何被污名化为下等人(subalterns)的分析，为深入理解族群与阶级以及社会运动的关系也提供了重要启示。(24)对于葛兰西而言，南方问题不能通过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二分法而加以解决。葛兰西认为，要发展民族、人民的(national-popular)无产阶级意志和文化，北方工人必须要和南方农民——撒丁岛、阿普利亚和西西里农民以及有组织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25)——结成战略联盟，并成长为社会变迁的决定性主体。若非如此，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主导力量并获得反霸权位置。
正如马库斯·格林(Marcus E.Green)指出，“虽然葛兰西主要讨论的是阶级区隔和阶级政治，但是他也分析了种族、阶级和宗教的问题。葛兰西认为，意大利统一运动建构的是一个排斥大众积极参与，并把北方对南方的权威控制制度化的非全国性的大众运动。由于荒谬的伪科学观念，一部分意大利人形成的南方人是低贱的下等人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更加强化了意大利国家不民主和半殖民的本质，极度狭窄的政治空间使农民在这种情境下很难行动起来”。(26)这就是说，在葛兰西看来，南方人被污名化和歧视是一个具有种族特征的问题，他对南方问题的探究也呈现了他对当时意大利针对南方人的种族化意识形态的反对。
借鉴葛兰西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思想，针对二战后英国的移民和种族冲突问题，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出了具有影响力的种族问题论述。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该学派种族研究的开创者，1978年《监控危机：行凶抢劫、国家、法律和秩序》的出版标志着他发展出了研究种族问题的不同路径。(27)从葛兰西的立场出发，他为该学派种族与族群理论的建构及创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8)
霍尔认为，“种族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从本质上讲，种族关系是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体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体之间的互动受到存在于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之间的模式化的观念和信仰的整体所调节和影响。绝大多数黑人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但是他们的一些最激烈的冲突是与种族主义的白人工人发生的，而且他们大部分也与组织化的劳工运动相脱离，他们的阶级经验已经被种族范畴过滤掉了”。(29)在霍尔看来，“种族是阶级于其中寄居的形态，也是阶级关系于其中被体验的中介物”。(30)霍尔把英国的黑人问题放在一个双重接合的结构性位置当中，一个是与作为一个整体的黑人工人阶级的联系，一个是与资本主义的统治和主导性结构的联系。
霍尔认为种族问题具有其复杂性，其中交织着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黑人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经济主义的片面理解，强调文化的介入。在霍尔看来，族群对立是具体的、历史的。种族主义不是人类的普遍特征，只有特定的和历史上的具体形式的种族主义。对于霍尔来说，阶级这个行动主体的非同质化特征，导致出现了工人阶级中的种族主义，“在一个承受着大致相似的剥削的工人阶级内部，族群和种族的差异可以建构为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对立”。(31)他沿着葛兰西的论述，试图揭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建构过程，即探究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政治、经济、媒介、教育体系及其他社会性建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因为只有在成为意识形态以后，种族主义才可以在经济和政治实践层面具有实质性影响。相较于社会经济的问题，霍尔更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及意识形态的问题。
尽管族群不能简化为阶级，不能从抽象的阶级关系来解释族群关系，但是在霍尔看来，种族和族群意识与阶级意识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关键的是要看他们接合的不同形式。接合(articulation)是霍尔从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借鉴得来的关键概念。霍尔极其晦涩地指出：“这种联合(combination)或者接合(articulation)构成的整体经常是，也必然地是一个复杂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事物的关联既在于他们的差异性，也在于他们的相似性。这要求必须把连接不同部件的机制呈现出来——因为，任何必然的对应关系或者表述上的相同性都不可以被视之为是前定的。这也意味着说——由于这个联合是一个结构(一个接合了的联合)，而不是一个随机的拼凑——从而组分之间将会有一个结构性的关系，例如，支配和从属关系。”(32)也就是说，接合是指一个不同组分之间不固定的、相对的、往往也是临时的链接，他们的关系是动态的、变化的、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再次的接合。正是由于“接合”，各个要素才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中，各个要素或组分之间的关系是差异化的和不固定的，然而其中总有一个组分居于主导地位并发挥着主导作用。
霍尔认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不是线性的，种族主义是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偶然形成的。针对当时英国的状况，他认为种族与阶级问题是与当时英国社会不同层次问题相互交织的。关于黑人工人阶级，他指出：种族内在于黑人劳动阶级在各个层次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被复杂建构的过程中。他们是以黑人劳动力、男性、女性的身份在经济实践中被分配为不同的经济行动者，以及出现在由此导致的阶级斗争中；黑人劳动阶级的不同部分通过在不同的政治呈现(政党、组织、社区行动中心、出版物和社会运动)中被重组，从而成为“政治剧场”和政治斗争的政治力量；阶级被接合成凸现的意识形态的集体与个人“主体”，以及由此导致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意识方面的斗争。(33)
如果说霍尔的研究开创了种族意识形态建构的研究的话，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帝国反击战：70年代英国的种族与种族主义》一书则较为系统地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的种族主义问题。该书在批判芝加哥学派种族和族群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不同角度详细分析了种族主义的复杂建构过程，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种族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批判。(34)约翰·索罗莫斯(John Solomos)等人认为，种族问题必须通过考察其在国家机器内部和市民社会不断再生产的复杂方式才能得到理解。种族主义并没有一套统一的、稳定的规律，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其社会关系而不断地变化。(35)
在索罗莫斯等人看来，种族主义与英国当时的国际地位、社会发展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功能的转变紧密相连。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英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同时也是英国社会所有层面上各种矛盾浓缩的时期，这是英国社会的有机危机或霸权关系的危机。(36)在这种危机中，“种族问题”意识形态化为英国社会失序的根源，“最近的20年已经证明，随着黑人人口的增长，暴力和失序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常态”，由于监控和管理黑人工人阶级的任务变得异常困难，使得“遣返”话语成为从根本上解决种族问题的最好办法。作为国家机器组成部分的警察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反而成为了问题严重化的推动者。“对于黑人来说，警察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式”。(37)同时，警察在处理种族冲突中的不当行为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整个社会，尤其是国家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是紧密相连的，是国家政治中种族观念的具体体现。国家的种族意识形态通过其文化霸权变成了市民社会的常识，从而实现了黑人形象的常识建构。
延续葛兰西的传统，他们认为种族意识形态构建不仅发生在国家、阶级层面，同时也发生在大众层面。种族意识形态的建构仍然与社会大众密切相关。正如安迪·格林(Andy Green)指出的，在社会经济衰退时期，白人大众形成了“黑人夺走了我的工作”、“黑人都是廉价劳动力”等认识，这种观念虽然不当，但由于直接反映了大众的切身体验，从而常识化为大众的观念。(38)同时，他们认为，由于黑人大众感到自己正被监控和教化，因而形成了反文化，黑人大众抵制主流文化形式及其创造他们特有的风格和身份的过程中，也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同一性，并展现出一种与主流标准模式不同的身份认同。
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种族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吉尔罗伊的思想从许多方面都秉承了该中心文化研究，尤其是他的老师霍尔的种族研究传统。他在继承其种族思想地位基础上，又并非如同霍尔那样将种族研究局限于英国黑人种族，而是扩大到更大范围的研究领域，理论触角从英国的黑人种族延伸到包括美国、英国、非洲及加勒比黑人，以及“黑色大西洋”涉及的所有人群。
吉尔罗伊在分析和借鉴文化马克思主义族群理论的基础上致力于另外一个不同的论断。他将种族和族群看作是竞争性的和开放的社会建构，种族是族群团结和政治行动的强有力的标识，也是一个围绕政治斗争展开的符号。在葛兰西的背景下，吉尔罗伊将种族和族群等概念看作是能够帮助动员，反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策略性标识。虽然他将族群和种族作为群体身份的标识，而且身份认同具有多样性，吉尔罗伊仍然相信，如果这些标识可策略性地用于形成压力团体和社会运动，将带来重要的社会变革。
从这个角度来看，吉尔罗伊的研究是对于阶级决定论的反转。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结合围绕身份认同而展开社会运动进行，因为各种各样的边缘化的群体的组织化的社会运动才具有实质性的重要作用。他研究的重点从阶级分析转变为社会运动——被视为对于阶级关系来说，具有重要的自主性。同时，吉尔罗伊赋予了阶级斗争相对于阶级结构的优先性，主要聚焦于黑人工人种族化建构的过程。用吉尔罗伊的话来说，即“黑人斗争的阶级性特征并不是由于黑人主要是无产阶级这个事实的结果，而是由于他们基于公民权、免于国家压迫的自由，或者，是一个作为工薪劳动者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建构起来的过程的例证”。(39)可以看出，吉尔罗伊将种族看作是一个社会研究中的关键的分析性范畴，并很大程度上将各种政治和社会关系都看作是围绕着种族的种族化社会过程，行动主体在他那里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围绕各种新身份认同组成的多元主体。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将种族和族群看作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因而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关键问题，其特色主要是在坚持阶级结构以及经济上主导群体的文化霸权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种族主义和族群现象相较于物质基础及生产关系的相对自主性。
然而，这样的研究遭到了罗伯特·迈尔斯(Robert Miles)的强烈批评。(40)迈尔斯认为，社会群体的文化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如果将其与历史的和物质的情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分离开来，只从文化的角度加以研究，是一个分析陷阱。(41)在他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实际上不需要种族这个概念，分析的对象应该是种族主义。诸如种族和族群之类的意识形态概念必须要加以拒绝和摒弃，并需要将这些概念转换为分析性范畴“劳动力迁移”或“移民工人”。对于迈尔斯来说，族群关系和种族不能描述群体关系的现实，因为这些意识形态都是剥削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为了掩藏真实的经济关系，将种族、族群具体化、实在化为自然的、固定不变的人群类别。
在迈尔斯看来，要摆脱这个陷阱，只有另辟蹊径，聚焦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种族化(racialisation)的建构过程的责任问题以及工人阶级的种族性分化。这只有在分辨和分析一个特定社会的阶级关系之后，并“在这个关系中审视人们被分配到特定位置的方式”才能达到。在他看来，黑人大众不是一个必须与阶级相关的种族，而是其政治抗争的形式可以被理解为是在一个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被种族化了的群体。(42)因此，对于迈尔斯来说，种族和族群的现象不能自我解释，即种族和族群不是解释项目，而应是被解释项，因为这些现象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迈尔斯指出，文化和体貌上的差异只有当他们和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的不同的阶级位置相联系时，才具有重大的意义。所谓的少数族群实际上是移民劳动力(或者移民劳动力的孩子)，他们的位置不是被他们的文化特征所决定，而主要是被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决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移民劳动力现象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一方面，需要人口的国际流动，另一方面，划定地域边界，将公民身份建构作为一个法律范畴，而对人口流动设定法律障碍”。(43)
迈尔斯主要是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和他的政治经济视角结合起来，试图将种族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和历史现象，放置在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之下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对迈尔斯而言，种族的观念指涉的是人类的建构，一个社会中具有控制力的意识形态，因此，种族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后果，是一个遮盖真正的经济关系的面纱而已。他的研究反映了他对于克服种族主义、激进化的族群政治行动对于阶级组织化的分裂作用的关切。
三、结语：贡献、尚未解决的难题及其启示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族群研究的贡献及局限
综合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族群研究具有内部的多样性，但是，总体来看，经典马克思主义设定的问题也主导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族群研究的焦点，即族群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如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什么方式影响种族、族群关系？统治阶级是如何通过族裔的话语来证明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地位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不同之处。尽管大多数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延续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通过经济和阶级关系来解释族群关系，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更为具体，在分析上和经验材料上更为坚实。而文化马克思主义则从不同角度更细致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社会与政治关系种族化的复杂性以及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正确地突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族群和阶级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阶级和族群之间的叠合。在北美、澳大利亚和西欧，都存在着劳动力的族群区隔，在劳动力市场中，文化上差异的移民群体比例不当地大量从事不熟练或低技术职业。毫无疑问，这样的情形，对于依赖廉价劳动力而发展壮大的大型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影响力巨大的企业家为了更容易地剥削工人而操纵工人的文化差异也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族群研究也成功地在经验上分析了基于阶级差异的族群不平等的证据，也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不平等的根本性来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在解释基于阶级的族群不平等，以及族群不平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歧视性政策之间的关系上是比较成功的，而且也指出了国家是一个族群之间结构关系再生产的场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指出族群关系是历史的、具体的，是相对自主的，但仍然认为，这样的解释只有通过对于资本主义和阶级不平等的兴起的历史分析来加以解释。他们引入了内部殖民主义，劳动力市场分割，移民劳动力的政治经济分析，族群现象的自主性，种族与族群的文化性再生产等新的分析路径，在种族问题、种族关系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而言，目前在西方种族和族群研究领域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有影响力的新成果很少。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至少有这么两个方面。一方面，20世纪晚期以来，后现代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兴起，新自由主义盛行。在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上，这些思潮往往将文化看作是一个自由流动并具有高度自主性的领域，并认为文化在个人生活中要比经济问题更具有中心性。由此，身份认同、多元文化主义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些研究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物质主义的理论而加以边缘化。
另一方面，平心而论，就像其所反对的理论范式一样，西方种族和族群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能对所有的理论和经验性难题给出答案，并且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第一，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种族和族群研究与其他思潮和研究范式掺杂在一起，形成了不同倾向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研究范式中，阶级概念的指涉对象和解释目标各不相同。因而，研究者在对种族和族群进行阶级分析和解释时，如果要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并保持一致性和自洽性，就必须在阶级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上构建。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如何对种族、族群现象进行具有理论自洽性的批判性分析，如何看待阶级这个概念？西方的相关研究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至少目前来看是这样的。
第二，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认识种族和族群这些概念及其性质、功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作品里，其理论主要围绕阶级和生产关系这些反映客观社会现实的核心概念建构的，而种族、民族、族裔等概念处于分析性、边缘性和从属性位置，社会主体的族裔和族群性联合在阶级关系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本质上是伴生的社会现象。虽然迈尔斯指出了一些研究错误地将种族、族群实体化和具体化这个问题，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种族和族群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对种族、族群概念与阶级概念在整个理论体系的位置进行明确的分析和清晰的解答。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于种族和族群自主性的过度强调，更是在这个问题表现出了暧昧不明。然而，不管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与文化等问题对于种族主义再生产的作用如何，如果拒绝了在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的压迫乃是更本质的压迫这一论断，抛弃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及其结构性压制，偏离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仅仅停留在种族意识的文化性再生产层面，那么其理论自洽性和批判性力量就大大减弱了，并有可能完全滑向文化解释或文化化约论。
第三，从实践层面来说，在研究种族、族群不平等问题时，如塞亚指出的那样，与阶级无关的机制和对阶级敏感的机制都有可能导致客观社会位置的差异，(44)那么，与(种族、族群)身份无关的社会机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根本特征和与(种族、族群)身份相关的社会机制——(基于群体身份的排斥和支配)二者的关系如何区分并如何相互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种族和族群研究在经验层面也没有做出较好的解释。
(二)批评价值：族群研究中不能失去阶级分析视角
尽管西方种族和族群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范式面对着挑战，仍有很多关键性的难题没有解决。但必须承认，不管是就其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其面临的关键性难题而言，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国内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首先，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种族和族群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次，虽然本文所涉及的研究主要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种族关系和种族主义研究，但是，种族、族群、民族并不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现象，本身具有相通性，或者本质上是同一个类型的社会现象，因而对于我们国内的民族研究也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种族和族群研究面对的关键性难题或者尚未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研究中需要着力思考和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国内的民族研究中，也曾出现了“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的教条式论断和极端化实践。后来的研究对这个论断做出了批判和修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研究以完全走向了反面，基本抛弃了阶级分析，或将二者完全割裂开来，看作是两个互不相的研究又完全走向了反面，基本抛弃了阶级分析，或将二者完全割裂开来，看作是两个互不相关的范畴，不再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族际关系了。事实上，马克思不仅反对存在永恒不变的社会历史规律，而且也反对存在永恒不变的社会范畴。社会历史领域中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概念或范畴，而使用这样一些永恒不变的普遍范畴来描述和分析社会现实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做法。马克思认为事物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也没有孤立、抽象的本质。从这一点出发，民族现象及民族问题也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则会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和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仍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改革开放将近40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比较冷静客观地反思民族与阶级的关系，那么可能会更为历史和更为辩证地做出新的评价。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民族问题的分析，也应该要放置在历史的和具体的情境中去，民族问题不能被完全简约为阶级关系，但是也不能被看作是完全独立于其他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目前很多国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少数民族社会融合的结构性障碍、民族认同变化以及影响民族平等的歧视性观念和行为，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对于实现民族平等的一些限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民族的理论分析和研究议程中，保持开放性是很重要的。在新的社会情境下，阶级分析是一个依然有力的分析范式。在国内有关社会结构变革、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研究领域中，社会学界出现了“把阶级带回来”、“重返阶级分析”的呼声。(45)诸如劳动力市场分割、种族和族群意识的文化性再生产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种族和族群研究中的分析方法，对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族际不平等问题、劳动力市场中的族际区隔、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建构，以及日常生活中(包括学术研究中)民族区隔、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等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在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种族和族群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国内相关研究借鉴意义的同时，查找其理论得失、内部争论与主要难题，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其错误，并从其研究中的困境及挑战当中寻找关键点和目标方向。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并能和这些研究展开对话。因此，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有益成果的基础上，联系国内外种族、族群和民族问题的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和分析新形势下的民族问题，也应该是国内民族理论研究界的一项重大课题。
本文原载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限于篇幅，转载时删去了注释和参考文献部分。
主编：何明
编辑：张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